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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白杨、秦怡、上官云珠这些大明星当年是如何直播带“货”的

1949年4月,人民“百万雄师过大江”,势如破竹,捷报频传,上海迎来了解放。城市金融环境却捉襟见肘,积重难返。在这之前,预料到溃败结局的政权逃往海峡对岸,原本存放在滇池路74号大楼底下“远东第一金库”里的450万两黄金被搬运一空,留给人民政府的21万亿元金圆券,早已沦为废纸。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欲重振经济、恢复元气,缺少不了真金白银。

人民接管上海后,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于1949年5月30日成立。对于不少曾经跟国统区银行、钱庄打过交道的市民来说,这家新生金融机构管控特大城市经济的能力到底有几斤几两,未免要打个问号。

中国人民银行的定名,是主席拍的板。在讨论“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的议题时,有人建议,即将创立的中央银行由解放区相关银行合并组成,可称“中国解放银行”或“中国联合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叫“解放币”或“联合币”,以适应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和解放战争进程的政治、军事、经济之需;也有人主张,中国的宗旨就是永远为人民服务,不妨称“中国人民银行”,庄重大气,又接地气,货币则顺而沿之叫“人民币”。

面对请示报告里的若干选项,在“人民”两字上重重地画了圈。很快,刚刚出炉的首批人民币票样送到了西柏坡,手持崭新的人民币赞不绝口:“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人民币登陆大上海,市场流通的一大难题是,要不要收兑市民手中的金圆券?此前,国民政府疯狂印发金圆券,吸干了百姓的家底,币值一跌千丈,物价高歌猛进,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掐秒表计算了。坊间流传:“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工资像雪糕,放会就化掉。”收兑声名狼藉、形同废纸的金圆券,相当于要为旧政权的巧取豪夺“埋单”。

砸锅卖铁,也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如果我们连这样的责任都不敢承担,就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果断决策,按照人民币1元折金圆券10万元兑换。短短5天,上海共收兑金圆券36万亿元,占国民政府金圆券发行总量的53%。这一情势,大大出乎军管会的意料。按照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的估算,若将上海滩流通的金圆券全部收回,约需4亿元人民币,但实际需求的货币总量远不止这些。

为此,时任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杨秉超押运40辆卡车,满载簇新的第一套人民币,从丹阳出发,运抵上海市军管会财贸组所在的金门饭店。随人民南下的各解放区印钞厂干部,也迅速接管了位于曹杨路桥堍的中央印制厂,利用原来的美国印钞设备和解放区带来的印版,夜以继日开工印制人民币。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市设立369个兑换点,采取无限制、无差别的收兑策略。

刚开始,人民币兑换进展比较顺利,因金圆券“受伤太深”的老百姓争先恐后奔往兑换点,有的甚至背着麻袋、推着小车运送。全市各家银行、钱庄的代理点收兑的金圆券,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人民银行。因为数量实在太多,银行库房一下子“爆仓”,营业大厅、走廊甚至厕所也都堆满了金圆券。最终,速战速决,人民银行用7天时间完成了收兑工作。

上海是金融资本的集中之地,由于投机资本家的操纵,人民币与银圆的比价从10∶1一路猛涨到30∶1,而且许多店家只用银圆标价商品,初来乍到的人民币在市场上几乎站不稳脚跟。当机立断!陈云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动用军事力量,查封了投机分子聚集的汉口路证券大楼“大本营”,逮捕法办不法之徒238名,并取缔了一批街头的“打桩模子”。在打响“金融保卫战”的同时,为了让市民因保值购进的银圆找到合法的出路,人民银行设置部分网点,以略低于黑市的价格收兑银圆,至1949年底共收兑银圆108万枚。

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迎来黎明曙光,时任军管会主任和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着手治理这座当年远东最大的城市时,一连串的难题接踵而至。上海解放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居然经历了4次物价风波,花花票子漫天飞,币值一跌千丈,物价高歌猛进。市场如何平抑?金融如何稳定?陈毅将上海滩数位金融、工商界人士请到了办公室“聊天”,探寻申城经济固本复元之药方。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放下身段”,乐意与银行家、企业家交朋友,促膝谈心,这让一度抱着疑虑、观望心态的“资本大佬”们倍感振奋,纷纷畅抒己见,献计献策,表示要与新政权风雨同舟,共克时艰。

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时局动荡、政治败坏、经济失序等社会乱象相比,人民政府与金融监管当局的清明、廉洁和高效,让饱经风雨的银行家和钱庄经理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此,一些私营银行和钱庄并未选择“关门大吉”,而是积极配合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政策,在允许的市场空间内施展身手,为上海解放初期工商经济恢复、金融秩序稳定添砖加瓦。

其时,老百姓“一朝被蛇咬”,为避免货币贬值,都不愿意把钱存到银行,而是把手里的钞票都用来购储大米等生活必需品,甚至还自发组织“以物易物”的民间交易活动,以抗御通货膨胀。应势而动,陈毅市长召集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研究决定,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华东地区37个城市推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折实储蓄等业务,以期吸收社会游资,稳定金融物价,缓解市场压力,逐步打消人们持币抢购的恐慌心态。

顾名思义,“折实”就是将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混合价为一个折实单位,诸如白粳米、生油、煤球、龙头细布等物品,根据若干天数市场平均批发价,以人民币计算出一个折实单位牌价,由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公布。认购或存款时本金折算成几个单位,取款时仍按存款的单位数及每日调整的单位付给本金和利息,以保证存款不受物价影响而“缩水”。也就是说,手中的钞票在存款这天能买多少东西,到了取款那天保证还能买到那么多的东西。“任尔风起云涌,我自岿然不动。”物价上涨形成的币值差额,由国家银行予以补贴,保证了人民币职能的正常发挥。

上海折实储蓄吸收的存款,从1949年11月10日的73万元增加到11月底的400万元,短短20天的时间增加了4倍多。当时,上海是以白粳米1升、生油50克、煤球0.5公斤、龙头细布1/3米的平均价格,为一个标准折实单位。

响鼓还需重槌敲。为了大力推广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文艺工作者齐齐上阵,为营销助威呐喊。漫画家张乐平当即挥毫,绘制“三毛认购折实公债”宣传海报,画中三毛换上新装,憨态可掬,历数购买折实公债的种种好处。除了漫画大师献上墨宝,当年颇具知名度的电影演员白杨、秦怡、上官云珠、黄宗英、舒绣文等也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竭力吆喝,“多购一分公债,即多增加一分力量”,动员市民踊跃认购,这或许是最早的明星“直播带货”形态了。

很快,为克服第一套人民币票面多、票额大、印制粗糙、群众不易辨别等弊病,第二套人民币及时面世。当时的折算率为旧币1万元折合新币1元,旧币百元以下四舍五入。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分一厘也含糊不得。人民银行在开展旧币兑换工作时规定,不足百元的零头旧币(100元旧币兑换新币1分钱)采取“实物找补”的办法,50元给信封一个,20元给信纸一张,18元给钢针一枚。真可谓锱铢必较,无微不至。

那时的银行尽管还没有什么“营销”的概念,但是都在想方设法,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支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一张嘴,两条腿,旧银行的“跑街先生”变身储蓄宣传员,走街串巷宣传爱国储蓄的意义,向市民“敲黑板”悉心讲解储蓄章程和办法;银行流动服务小组深入政府企业、里弄街坊,实行连带上班制,方便储户存款和领奖;适时降低存款起点,推出小额贴花有奖储蓄存单,储户每月花1元钱,买上一枚贴花凭证,回家粘贴在存单上,攒齐一年就可参与摇奖,简单易行,风靡一时。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还制作发行了爱国储蓄纪念券和纪念章,赠送给积极参加爱国储蓄的储户。

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1元钱,如今不为人看重,而在上海解放初期曾经被储蓄宣传员演算出无数激动人心的建设篇章:假如每人储蓄1元钱,全国可以积累几亿元,有了这笔钱,能办成哪些事呢?可建铁路1204公里,建年产10万纱锭纺织厂32座,建5万吨化肥厂12座,建年产100万吨钢铁厂2座,购化肥500万吨,购拖拉机5万台,购解放牌汽车48200台,等等。银行以最具象的数据和语言,向人们阐述爱国储蓄的益处,直白又亲切,简单又醒目。

简便储蓄,压岁钱储蓄,副食品补贴储蓄,零花钱储蓄,保本保值储蓄,活期支票储蓄……各种名堂层出不穷,数不胜数,而最吸引居民眼球的则是爱国有奖储蓄。银行以部分利息作为奖金,定期开奖,提升市民参加储蓄兴趣,并不时推出便民创新之举,譬如有奖储蓄“通存通兑”“一年到期,半年也可以拿出来”“每月5日开奖,10日就可以领奖”,而且还阐释了把爱国有奖储蓄存期拉长为两年的好处,即“对国家建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加强国防等方面的帮助越大,个人的零钱积攒越多”。凡此种种,招数迭出,让储户看得见、摸得着、拿得到。

在爱国精神的感召下,申城百姓积极响应,省下每一个铜板,交给身边的“流动银行”,为生产建设尽绵薄之力。当年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两则社会新闻,从中可以感受到爱国储蓄掀起的滚滚热浪:一则是,有位银行储蓄员曾用42分钟的时间,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了一名老年女工掏出旧币1万元,存进银行,支援国家建设,从而带动了其他女工参加储蓄;另一则是,上海德丰纱厂的工人自编了一首《储蓄歌》,广为传唱,渲染氛围,提高了全厂工人踊跃参加储蓄的积极性。

在上海郊区还有一种存单,专门给种粮人家准备的,农户将自家收割的粮食交给国家,粮食局不给现钱,由银行开出存单,这种存单不记名不挂失,到期可以直接取钱。这便是“市郊粮棉优待储蓄存单”。此时的人民银行,虽然“呱呱坠地”不久,但业务程序已经比较规范严密,银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独特功能跃然纸上。稍加留意,存单还盖有“代理中国人民银行储蓄”和“某某邮局”的戳记,反映出昔时申城的私营银行或邮政机构,也义无反顾地加入积聚资金大军中来,为保家卫国和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储蓄是爱国行为的表现”,一语既出,满城呼应。1949年5月,上海居民储蓄存款仅有700万元,到了1952年上海解放3周年时,全市居民储蓄存款已然突破2亿元,占据全国1/4。沪上百姓唱着“社会主义好”,昂首跨进欣欣向荣的新纪元。

题图为1950年1月24日上海文艺界明星演出广播剧倡募国家折实公债,解放日报资料照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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