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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名臣、湘阴人左宗棠为何安葬在长沙跳马乡

左宗棠墓位于长沙县跳马乡柏竹村(今属雨花区跳马镇)。地处杨梅河大桥南约2公里处公路边,葬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从《重修左宗棠墓碑记》碑后登数十级石阶而上,墓碑镌刻“清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之墓”。墓冢为圆顶,墓前有石砌平台,配以拜台、石鼓、石香炉。原墓前有石人、石马、华表、石桌、御碑亭及墓庐,庐内树碑,为黄自元所书。1974年墓被毁,石人、石马、碑亭等亦被毁,墓庐拆改为民房。1978年墓内出土瓷制墓志一方。今墓为1988年长沙市政府斥资,长沙县政府负责重修。

浏阳河流经跳马镇白果集镇的一段称为杨梅河,原是浏阳河的水运码头,曾经是车水马龙,商铺林立。这里有著名的白果树、白果桥和白果庙,还有观音桥、观音堂、观音庙和潘家祠堂、毛氏祠堂和李家祠堂等历史遗迹。

按照旧时“叶落归根”“魂依故里”的观念,左宗棠应归葬其湘阴老家,那左宗棠为什么要埋葬在杨梅河呢?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据看守左墓的黄志清老人介绍:当年左宗棠训练湘军东进时,他顺着浏阳河路过白竹村。满腹经纶懂得风水的左宗棠见这里风水独特,便对随从讲:“此处龟蛇锁水口,好地方。他年我若战死沙场,将我葬于此地。”当然这只是传说,不能当作历史。

杨梅河风水好确为事实。杨梅河宛若一条巨龙,携一江灵动,自东向西逶迤而来。梅竹山倚江而峙,平步青云,山水交融,运势蕴婉。黄志清老人说,这山丘是一颗龙珠,这河这山就是两条盘旋的巨龙,这风水宝地就叫“二龙戏珠”。墓地前方视野开阔,正对着的是一处笔架形状的小山。

墓地风水判断:该墓依水定向为阳差克夫主应发富而。依龙定向属阴错伤妻,主应发富,而独占魁元。

关于左宗棠选墓地,也有另一种版本的说法:左宗棠作为经世之学的集大成者,对于鬼神、风水之类,似无深信,也不斥为无稽之谈。他的态度是:若信,则要按照规矩办;不信,则可自行其便。但凡记述怪异之事、神灵之说,左宗棠都持这种态度。左宗棠的墓地位居山腰,周边苍松翠柏,东面河流蜿蜒,就连外行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幽静开阔的处所,适合于长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人,后屡试不第,曾作乡村塾师。太平天国起义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咸丰十年(1860),由曾国藩保举,清廷特旨任为四品京堂襄办军务,招募“楚军”5000人,赴江西、浙江前线与太平军作战。次年任浙江巡抚,后升闽浙总督。同治五年(1866)在福州设马尾造船厂。旋任陕甘总督,次年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光绪七年(188l),任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中法战争中,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指挥抗法战争,不久病逝福州。有《左文襄公全集》

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后,与湘潭富室女周诒端成婚,因家庭贫困,赘居妻家。旧居在湘潭隐山。后来他曾二次赴京参加会试,但都落第回乡。心怀大志的左宗棠并没有因家庭的贫寒和科场的失意而气馁,仍然在致力于有益国计民生的学问,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左宗棠个性极强。他自幼志大言大,在这穷困得依居妻家时,刚二十岁出头,做了一副对联张挂起来:

道光十六年(1836)春,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召,主讲醴陵渌江书院。这时,左宗棠年25岁。来到渌江书院后,尽管这里“修脯至菲,几无心给朝夕”,但他仍是从严要求,认真执教。同时,在书院,在家中,刻苦钻研学问,而着重于舆地之学,并开始编绘地图。

就在这一年,当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巡阅江西事毕,便道回安化故里省墓,道经醴陵。醴陵知县在给陶澍准备行馆时,特地请左宗棠写了几副对联,其中之一曰:

陶澍见此联,大为激赏,询知为左宗棠所撰,“因属县令延致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

从此,左宗棠与陶家结下不解之缘。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入京会试落第回乡,特绕道南京谒见陶澍。“陶留住署中,每日令幕友与之谈论,如是者旬余”。然后出见左说:“汝之言论志向,我俱明白,将来勋业当在我上。” 陶认为左前途不可限量,更为器重,于是当面聘左的大女儿孝瑜给自己的儿子陶桄为妻,二人结为儿女亲家。不久,陶澍去世,其子陶桄年仅7岁,左宗棠乃受托赴安化陶家,设馆教授陶桄,并帮同料理陶宅家事。他在陶家先后八年,得以博览深研了陶家的藏书,对他学业的长进起了很大的作用。

左宗棠青年时代的志向远大,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林则徐是他最为崇仰的人物。1837—1838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严禁,雷厉风行,成效卓著。后以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领导了抗击英国侵略的第一次战争。因投降派的陷害,充军伊犁,在新疆兴水利,辟屯田。道光二十六年(1846)被重新起用。

道光二十九年(1849)冬,林则徐由云南辞官回乡,路经湖南,特派人专赴湘阴,约左宗棠来长沙一晤。十一月二十一日,神交已久的两人终于在长沙湘江舟中见面了。其时,在长沙湘江东岸,一批湖南官员正等着会见林则徐,而林一听左宗棠到,立即邀请登舟,辞谢众人,将官船渡至西岸。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仅有的一次会见,却是一次极不平常的会见,对左宗棠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会见中,林则徐极口称许左宗棠为“不凡之才”“绝世奇才”“略分倾接,期许良厚”。二人不分尊卑,同桌共饮,“抗谭今昔”,无所不及。古今形势、人物外,兼及新疆时务,包括屯政,水利等。二人宴谈通宵,至“曙鼓欲严,始各别去”。临别前林则徐手书一联赠给左宗棠,联云: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率军出关执掌陕甘军务,平定捻军和西北起义,授协办大学士,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平定了陕甘全境。举办兰州机器制造局等新式企业。光绪元年(1875)任钦差大巨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讨伐阿古柏政权,收复新疆。建议新疆设省并进行经济文化改革,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光绪三年三月(1877年4月),按照左宗棠的军事部署,刘锦棠率大军由乌鲁木齐南下,一举攻克达板城,阿古柏集团内部乱作一团,阿古柏本人也在一次斗殴中为部下所杀。光绪四年(1878年)初,南疆回归祖国。左宗棠决计乘胜收复仍为沙俄霸占的伊犁。

沙俄一边通过压力和讹诈,逼迫清朝使臣崇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一边在伊犁地区将俄军增至1.2万人,同时还向远东派出了一支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舰队。

面对沙俄的挑衅,左宗棠毫不畏惧,于光绪六年(1880)春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5月底,左宗棠以69岁的高龄,亲自率大军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当时投降派攻击左宗棠,说他近70岁的老翁,出关定难生还。左宗棠闻此语,嗤之以鼻。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他吩咐部下为自己订做了一口棺材,舆榇出关。全军将士见主帅气概如此豪壮,士气倍增。中、俄伊犁交涉中,主张“先之以谈判,继之以战阵”,由于有左宗棠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清政府在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时,迫使沙俄交回所侵占的中国领土伊犁,收回了部分权益。

伊犁问题虽最终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左宗棠积极的军事准备,中国政府是难以收回这部分权益的。左宗棠一生从未主张过和议,更未与洋人谈判过,故而有人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惟有左文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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